1946年8月，佳木斯東北大學在齊齊哈爾市招生。我當時正在齊齊哈爾市聯(lián)合中學讀書。經(jīng)歷過抗戰(zhàn)勝利后國民黨的一段統(tǒng)治，我們很多同學對國民黨已經(jīng)徹底失望，決心投身革命，執(zhí)意報考東北大學。我報的是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國文系。8月22日，我向學校生活指導處請了假，上午九時在嫩江旅館進行了考試。上午考三科，題不難。語文考作文，題目是《記難忘的一件事》。我寫的是蘇聯(lián)紅軍進駐榆樹屯和日本兵繳械投降的情景。下午四點進行口試，問了一些本人的基本情況和對目前形勢的看法。主考人夸獎我的作文寫得好。很快我就得到了被錄取的正式通知，同時被錄取的還有我在中學的一些好朋友。
1946年8月28日，我們45名同學乘火車集體前往佳木斯東北大學。8月29日凌晨二時抵達哈爾濱，在松花江邊的一個禮堂里，小睡了片刻。當日上午八時，在哈爾濱市原“奧連特”電影院聽取了東北大學校長張學思作的《關于國內(nèi)形勢的報告》。和我們一起聽報告的還有在哈爾濱市參加東北民主聯(lián)軍總部主持的遣返日僑工作的200多名東北大學第一屆的學生。張校長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：共產(chǎn)黨必勝，國民黨必敗，有志的東北青年，要下決心跟著共產(chǎn)黨干革命。8月30日上午十一時，我們登上了東北大學雇的悶罐車，因為土匪破壞鐵路交通，火車沒有開出。我們先后在哈爾濱、綏化、南叉的火車站過夜，直到9月2日才抵達蓮江口。因為橋梁被炸毀，我們乘船渡過松花江，午后四時許才到達佳木斯東北大學的一個臨時住所。到東大后，我們并未按志愿分別編班，而是統(tǒng)一編班，進行短期的政治教育。我們這批學生被編為二屆二班。班主任胡炎，副班主任董思維。我們和部隊一樣，完全是供給制，實行軍事化管理。當時針對東北青年普遍存在的思想問題，學校比較系統(tǒng)地講解了國共問題、美蘇問題和農(nóng)民土地問題；還講授了《中國近代史》和《國文》。時任合江省委書記的張平之（張聞天）給我們作了《農(nóng)民土地問題》的報告。我們還聽取了貧苦農(nóng)民的訴苦報告。張如心、張松如、吳伯蕭、智建中、蕭軍、王季愚等著名學者、作家都給我們講過課或作過報告。經(jīng)過三個月的學習，我們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，初步地解決了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，開始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，決心跟著共產(chǎn)黨干革命。我曾寫過一篇學習心得《兩個世界》，比較系統(tǒng)地總結了入東大學習前后思想上發(fā)生的巨大變化。
1946年11月23日，東北大學召開歡送300余名師生下鄉(xiāng)大會。我被分配到刁翎土改工作團。我們乘悶罐車從佳木斯出發(fā)，深夜到達倭肯站下車住宿。第二天由倭肯工作團團長、作家天藍介紹倭肯工作團情況。第三天由一排朝鮮族部隊同志護送，我們乘數(shù)輛馬車去刁翎。途經(jīng)多處被日軍燒毀的村莊，到處是殘垣斷壁，土地荒蕪，多年無人耕種，還經(jīng)過被蘇軍炸毀的日軍在山里修筑的飛機庫和簡易跑道。直到天黑才看到山腳下一處金礦場——黑背，有幾戶人家冒著炊煙。天大黑才到達后刁翎（當時刁翎縣政府所在地）。第二天聽了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張如屏關于刁翎情況的介紹。又過了兩天，我們才去前刁翎土改工作團。先期已到達的有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的張水華、馬可、白韋、干學偉等延安來的老同志。工作團長是張水華（后為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著名導演），副團長為董思維。我們隊長是著名音樂家馬可（后為中央音樂學院的副院長、代院長），副隊長為張建堂同學。
刁翎是靠近蘇聯(lián)邊境的原始森林地區(qū)。淪陷時期，東北抗日聯(lián)軍的部隊曾在這里長期與日寇戰(zhàn)斗過。日偽實施并屯政策，把散居的農(nóng)戶集中在一個屯里，四周修成圍墻。前刁翎的許多農(nóng)戶都有人參加抗聯(lián)隊伍，或暗中幫助過抗日聯(lián)軍。東北光復后，這里成為國民黨土匪活動最猖獗的地區(qū)。我們?nèi)r，三五九旅部隊正在這里進行剿匪作戰(zhàn)。有一排的部隊給我們工作團作警衛(wèi)，我們晚上也要輪流持槍站崗。我們親眼看到匪首李華堂在這附近的山上被擊斃，用爬犁拉回來，領章上還戴著國民黨軍隊的中將軍銜。我們還在后刁翎參加了公審匪首張雨新（張黑子）的大會。
前刁翎土改工作團住的房子，是偽滿森林警察的住所。四周有很高的圍墻，圍墻有槍眼，院內(nèi)有木頭搭的瞭望臺。我們住的房子沒有火炕，只是在地上鋪上厚厚的谷草，在上面睡覺。地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磚砌的火墻，燒木頭柈子取暖。另一頭有一個小屋，外屋是廚房，里屋有火炕，供幾位老同志和女同學住。那時條件十分艱苦，但同學們都斗志昂揚，積極地深入農(nóng)戶，訪貧問苦，組織農(nóng)會、婦女會、兒童團和民兵等組織。由于日偽并屯，實行法西斯的血腥統(tǒng)治和殘酷剝削，加上光復后國民黨土匪武裝的掠奪蹂躪，使得群眾生活極度困難。1946年的冬天是寒冷的冬天，零下40多度，農(nóng)民屋子燒的像蒸籠一樣。我們在這里發(fā)動群眾，批斗一個姓孫的惡霸地主，把他槍斃了，把他的糧食分給了群眾。廣大的貧苦農(nóng)民是那樣地歡天喜地，慶祝自己翻身得解放。嚴酷的現(xiàn)實，殘酷的斗爭，使我受到了深刻教育。在這種環(huán)境里，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革命，什么叫階級和階級斗爭，什么叫為人民服務，使我真正認識了共產(chǎn)黨，認識了人民的軍隊，從而決心走上革命道路。這以后，我在革命隊伍里無論遇到什么挫折和坎坷，一想到1946年在前刁翎土改的日子，都會無怨無悔，不改初衷。
1947年1月，有一天晚上要出去抓土匪，行前一名同學不慎手槍走火，打傷我左腳兩個腳趾，好在楊橋同學懂醫(yī)務，及時地為我進行包扎治療，領導把我搬到有火炕的小屋去住。此后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拄著雙拐或單拐行走。生平第一次嘗到了槍傷的滋味。也就在此時此刻，使我更加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，感受到革命同志友誼的可貴。
1947年2月，我和一批同學被調(diào)回東北大學繼續(xù)學習，還有一大批同學留在地方工作。1947年5月12日，在和殘匪的戰(zhàn)斗中，我們一起去到刁翎的同學張建堂、李雷壯烈犧牲了。張建堂同學原是晉冀魯豫邊區(qū)的干部，到東北后進東北大學學習，在二屆二班學習時是我們的小組長；在前刁翎土改工作團，是我們隊的副隊長，后留在刁翎縣任三區(qū)區(qū)委書記兼區(qū)長。我和張建堂同學，同吃同住同學習同戰(zhàn)斗數(shù)月，感情極深。他犧牲后，我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，寫了一篇《悼建堂同學》的文章，發(fā)表于1947年6月20日的《東北日報》上。
1947年2月從刁翎調(diào)回東北大學后，我參加了臨時班的“回憶運動”。主要是聯(lián)系實際，查思想，查歷史，清除對蔣介石的幻想，清除特務分子。當時氣氛很緊張，對個別受到懷疑的同學進行連續(xù)的批判圍攻。事實證明，對有的同學的懷疑是沒有根據(jù)的，進行批判是錯誤的。
1947年5月10日，東北大學教育學院舉行開學典禮。學院的任務是培養(yǎng)東北解放區(qū)亟需的中學教師。學院分政治班、歷史班、國文班。我在國文班，學院院長是張松如，副院長吳伯簫、智建中。國文班主任吳伯簫，副主任楊公驥，教育干事陳偉海。國文班開設的課程主要有：《講讀與作文》《國學知識》《文藝思潮及解放區(qū)文運》《五四思潮》《文字學》和《中學教材研究》。主講教師為張松如、吳伯簫、楊公驥。當時，同學們都很珍惜這個學習機會，學習很自覺很努力，課堂上認真聽講做筆記，課余時間主動復習和討論。我們普遍感到，學習時間不長，但收獲很大。
1947年8月底，教育學院223名學員畢業(yè)，分別被派到東北解放區(qū)的中學和黨政機關工作。我和少數(shù)同學留校工作。在刁翎清匪反霸的斗爭中，我萌生了參加共產(chǎn)黨的愿望。我覺得自己懂得了共產(chǎn)黨是真正為勞苦人民大眾服務的，特別是延安來的一些老同志的榜樣也使我看到了共產(chǎn)黨員是什么樣子的，所以我和許多同學講，我要爭取成為一名共產(chǎn)黨員。因為那時黨沒有公開，也不知道誰是共產(chǎn)黨員，我也不明白怎樣申請入黨。從刁翎調(diào)回的過程中，在黨員的啟發(fā)下，我才正式提出入黨申請。1947年5月8日，我被批準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黨員。1947年5月14日，是一個讓我永生難忘的日子。那天晚上，在佳木斯東北大學校區(qū)的一個平房里，在東北大學黨總支副書記黃耘同志的主持下，我和校友楊迪同志進行了入黨宣誓。六十多年的時光過去了，秘密入黨宣誓的莊嚴情景，依然歷歷在目。我慶幸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正確的選擇——做一名合格的共產(chǎn)黨員，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，為偉大的共產(chǎn)主義事業(yè)奮斗終身。
（作者為東北大學教育學院國文班1947屆畢業(yè)生，曾任我校黨委副書記，長春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，現(xiàn)已離休。本文原載于《文蘊東師系列叢書·往事（二）》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