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母親的光輝，好比燦爛的旭日，永遠的永遠的照著我的心……”，這是流行于上世紀30年代，題名《母親》的一首歌的開頭。母親，含辛茹苦地生我養(yǎng)我，給我以無私的愛，她永遠是讓我最動情的人。而母校，像母親一樣，給我以革命的啟蒙，授我以智慧的薪火，使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。對母校，我永遠懷著一顆感恩的心。
1948年，我在吉林聯(lián)合高中讀書時，主辦過班級墻報，并寫了一些文章。共產(chǎn)黨派來的校長魏東明因此熟悉了我，并介紹我去東北大學學習。經(jīng)過考試我被錄取了。當時，母親在遼西農(nóng)村，我寄住在一位同學家中，己經(jīng)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。能夠上大學，又是供給制，管吃管住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當我在1948年9月背著行李卷兒到學校報到時，真像窮秀才中了狀元那么高興。記得入學吃的第一頓飯是苞米楂子和雪里紅燉豆腐，由于很久沒能吃頓飽飯了，最后，偌大的飯廳只剩下幾個人，我還在貪婪地吃。
解放戰(zhàn)爭時期，共產(chǎn)黨領導的東北大學座落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垅。路邊的石垛門上懸掛著醒目的校名大木牌。進門是長長大道，兩排白楊高高聳立。校部是呈品字形灰色花崗巖建造的三座大樓，巍峨壯麗，如同三座古堡。據(jù)說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大師梁思成設計的。這是母校在我眼目中留下的第一形象。在以后的漫漫人生中，它成為矗立在我心中的一座永恒豐碑。
名校和名師是聯(lián)袂的。當時，全國尚未解放，東北解放區(qū)只有我們這所大學設有中文系。文學界的諸多名流都匯聚于此，真說得上是星光璀燦。出于文章可讀性的考慮，無法把一大串閃光的名字一一列出，但還是應該說說他們留給我的即使零碎但仍然鮮活的印象。散文家吳伯蕭擔任文藝系主任(后改為文學院院長)，大一時他就親自教我們作文，并講授“讀書指導”。他沒有任何架子，面帶微笑，表情和善，一派文人的典雅氣質(zhì)。講話時，從不用大道理壓人，而是把人生哲理，通過優(yōu)美語言，如涓涓流水般送進你的心田?！督夥跑娺M行曲》和電影《白毛女》的詞作者、詩人公木，講課時講到收尾的那句話下課鈴立即響起，真如同歌曲節(jié)拍一樣準確。魯迅的學生、作家蔣錫金，講授《為了忘卻的紀念》時，回眸往昔，感慨萬千，竟然忘記是在講課而流起淚來，女同學也陪著流淚。中國新詩開創(chuàng)者之一、詩人穆木天，戴一頂瓜皮小帽，詼諧幽默，但他寫的救亡詩卻讓人心情沉重，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一首，內(nèi)容是幾句問答，大意是:“問:你是哪國人?答:我是中國人，‘啪!’的挨了一記耳光。又問:你是哪國人?答:我是滿洲國人?！?’又一記耳光，再問:你是哪國人?答:那，那我不是人啦!”文史學家楊公驥，當時正對吉林市西團山子新石器時期墓葬進行考古發(fā)掘，并在《東北日報》上發(fā)表整版論文。他帶領我們?nèi)ガF(xiàn)場實習，讓我們有機會目睹了古人類墓葬遺存以及打磨精細的箭簇等石器。從那以后，我就對考古產(chǎn)生了濃厚興趣。
在開學典禮的文藝晚會上，演出了當時與《白毛女》齊名的大型歌劇《血淚仇》。舞臺上出現(xiàn)一位老人，拄一根木棍，跌跌撞撞地邊走邊唱道:“王仁厚，村前那個村后都走遍，走遍了前后村，沒有人煙……”，看得我心酸，幾乎落淚。散會后，回到組里才知道，舞臺上那位老人原來是組長張振義扮演的，扮演得太逼真了，我怎樣也無法把臺上那位老人和身邊的這位年輕組長聯(lián)系到一起。從此，就對這位杰出的同學心存敬佩。我是一個從家門中走出來的新生，沒有在革命隊伍中工作過，政治上幼稚無知，開會不知道說什么好，有時還說錯話。生活會上不時受到批判，并被冠以“小資產(chǎn)階級”、“個人主義”的帽子，讓我抬不起頭來。而張振義卻和藹可親、循循善誘。我在墻報上寫首小詩，受到他一再表揚。我去圖書館看書，把一雙鞋晾在外邊，適逢下雨，回來時那鞋卻擺在了我床頭。一打聽才知道是好心的組長替我拿進來的。這位在我心中閃耀著光環(huán)的人，居然會想到我這個“半拉子”的一雙臭鞋，真讓人感動不已。后來，黨組織公開時，才知道他是一位共產(chǎn)黨員。
當時的學校像部隊一樣，實行供給制。入學那個冬天，發(fā)了一身拆洗過的灰黑色的舊棉衣、狗皮帽子、生羊毛襪子、皮頭布面棉鞋，天暖又發(fā)兩套單衣，這些行頭要求穿三年。由于不洗澡、不換襯衣，生虱子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有時一伸手就能捉住一個。經(jīng)常的伙食是高梁米飯、燉白菜或干蘿卜條。隔一兩周，也有改善伙食的時候，該日的菜譜不寫內(nèi)容，只寫“另訂”二字，此時，喜形于色的同學會奔走相告:“今天吃‘另訂’啦!”“另訂”一般是大米干飯，一人一勺豬肉燉寬粉條。同桌一位姓劉的女生，不吃肥肉，有幾回竟把肥肉塊送給了我。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忘記。我們住的西山宿舍是建在山坡上的紅磚平房，沒有暖氣和上下水道，需要大家輪流值日，領煤柴、生爐子、打飯、打水、倒尿桶等。生活雖然極其簡樸、衣食粗糲，但足以溫飽。對于像我這樣的人來說，甚至是如同進了天堂。
集體生活中的思想工作、組織紀律以及作息時間等都是很嚴格的。起床、出操、讀報、自習、吃飯、聽大課、討論等等，都要聽從統(tǒng)一號令。尤其是開展重大政治學習，如“土地改革”、“批判肖軍思想”等，要求更高，一旦發(fā)現(xiàn)誰有什么思想問題或跟不上形勢，就會有人找你談話，或開會讓大家?guī)椭闵钔谒枷敫?，把人際關系搞得異常緊張。不過，這種學習結(jié)束，正常上課時，就寬松多了。學習生活是緊張的，但年輕人總會尋找機會宣泄，去調(diào)整心理平衡。比如，熄燈后躺在被窩里，就會打破禁忌，一組十多個人，七嘴八舌地交換搬不上臺面的各種信息，甚至涉及到女生的隱私，直到組長聽不下去了，大聲咳嗽，才會停息。那時的校園很大，任憑山花、野草、雜樹自由生長。離宿舍稍遠處有一片開闊的草場，半人高的水蒿、狗尾巴草，如同一道圍墻擋住人們的視線，草叢后是一片池塘，池塘邊的灘涂上長著三葉草、薺菜、蒲公英，如同一塊花草編織的綠毯，靜悄悄的，很少有人光顧。我有時就跑到那里去，仰臥在草地上，望著藍藍的天，聽著塘里的蛙鳴，展開無邊無際的遐想，吟哦著涌上心頭的詩句。那里，成為我的一處精神家園。
上大學期間，經(jīng)歷了解放戰(zhàn)爭決戰(zhàn)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大歷史事件，學校由吉林遷到長春，校名由東北大學改為東北師范大學。此間，我們學習了有關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，投身于相關的社會實踐(如為志愿軍傷員抬擔架、輸血，為志愿軍制作炒面、下基層宣傳等)，也大體上修完中文系的課程。在激情燃燒的革命大熔爐里，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次水洗火燒般的錘煉，使我從一個懵懵懂懂的青少年，變成一個初步具備科學世界觀、革命人生觀和有文化知識、辦事能力的時代青年。我入了團、入了黨，后來成為一名黨的干部和新聞單位的領導。這一切都源于母校的培育和造就。
半個世紀之后，2003年秋，同班學子23人為紀念畢業(yè)50周年，以朝圣的心情回訪了母校吉林八百垅東北大學舊址。雖然學校早已搬遷，但它永遠是我們心中的圣地，如同當年的延安。那是一個陰雨霏霏的日子，我們驅(qū)車來到八百垅，三座花崗巖石樓被周邊現(xiàn)代化樓群包圍著，已經(jīng)顯不出它的雄偉，但依然是那么親切。我久久撫摸著冰冷的石墻，仿佛其中還蘊藏著我們的體溫和燥動的青春。登上樓頂平臺，那是當年經(jīng)常開會的地方，我恍惚看到一群穿著舊制服的年輕人的身影，聽到吳伯蕭院長的聲音在交響回蕩。雨水打濕我的臉，合著我的熱淚，沿著臉頰流淌……
啊，永遠的母校!
（作者為文學院1951屆畢業(yè)生，曾任遼寧人民廣播電臺臺長、遼寧廣播電視廳黨組成員、副總編輯，現(xiàn)已離休。本文原載于《文蘊東師系列叢書·往事（二）》）
